“征地拆迁是‘天下第一难’！”———这几乎是当前地方干部的共同看法。《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江苏、海南、北京多个农村通过“产权调换”制、“集体股金”制、“同地同权”制等创新，探索让城市化、工业化成果“反哺”农民的新方式，使得农民从害怕征地转变为积极参与，逐步探索出来一个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互不侵犯、行政调控与市场配置边界清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新格局。

　　推进征地拆迁存三大矛盾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征地拆迁规模大、速度快，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快速推进中也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突出，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首先是一些地方因制度设计的缺陷与不合理，造成补偿标准低、安置方式简单、救济渠道不畅，被征地农民未能实现生产生活的同步快速发展，甚至因征地致贫。

　　其次是近年来，随着土地价值大幅上涨，被征地农民提高补偿安置的诉求日益强烈。而一些地方出现了“天价”补偿现象，最极端的个案是，不止一个城市出现过城郊一户农民补偿上亿元。“天价”补偿扰乱了市场，不仅增加了征地难度，还导致征地行政成本与经济成本畸高。

　　第三，征地拆迁事件受关注度高，极易成为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激化征地矛盾。

　　征地拆迁形成的社会潜在隐患越来越突出。

　　苏琼模式：“产权转换”

　　记者在江苏泗洪上塘乡、石集乡、昆山花桥镇采访了解到，三个乡镇都在“中心镇”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拥有商品住宅产权，以此置换农民住房。“产权调换”后，农民住房价值普遍增长2至3倍。“搬进中心镇的二层小楼，一套房子值四、五十万，还能抵押贷款，农户都愿意。”石集乡农民冯喜良说，村里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搬进了农民集中居住区，也有不愿意搬的，搬不搬都由农民自愿，没有强迫。

　　“产权转换”制另一方面是农民宅基地的流转。上塘乡、石集乡对于拆迁农民的宅基地并不是由政府征收，而是经过平整后用于农业，以土地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承包经营权变为股权。花桥镇则探索将农民宅基地置换商业配套用房，以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海南陵水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黎安镇大墩村曾是个半渔半农的穷村，全村村民1/3世代以近海捕鱼为生，2/3以种地为主。1993年，县政府未经村民同意，便以开发国际旅游城的名义，将全村7000多亩土地予以征收，每亩地补偿标准700元，人均分得征地补偿款仅650元。

　　然而，招商引资来的20多家企业在圈地后，只是将土地用于抵押贷款，并没有开发。失地后的大墩村民陷于无业无岗的境地。

　　2010年，陵水县引进了新的旅游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项目建设需征收大墩村3108亩土地和收回7000多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这次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生产、就业等方案，让村民们颇感满意。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征地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政府扶持大墩村成立了村办股份公司，每个村民都拥有等额股份，享有稳定的财产性收益。仅2011年，每股收益就有2万多元。村办股份公司创办了混凝土搅拌站、节能环保砖厂等企业，每年可创利近3500万元。村里还计划在政府给的“留用地”上对外合作建设一家五星级酒店；同时，自建6万平方米的出租商铺、公寓等物业，预期年出租纯收益在3000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