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大鳄任志强与房奴阶层不同，他不仅随时可以在媒体上发言，而且是北京政协委员，对政府有进行建言的特权。他在2009年的政协会议上放出高房价是“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的言论，引起一阵社会的公愤。现在，似乎刺激社会的公愤成了某些人的嗜好。他们越能激起公愤，就越能引起注意，也越可以指着网上的骂声说：看看，网络民意就是非理性！

薛涌

    我已经学会了不愤怒。我甚至要感谢任先生把房价和人口素质的问题提出来。因为稍微进行一些研究就能得出结论：高房价会降低中国人口的素质，伤害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

    讲到这里，不妨唠叨几句不是题外的“题外话”。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任志强的朋友茅于轼先生夸夸其谈：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据说，在中国特别受尊重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你要反驳他，报纸会把你的稿子拿下来，有人还会给有关报纸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该报不登你的文章。当然，还有人说你是反市场经济，是左派，要回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当家的，似乎就应该是大款，是主流经济学家。

    然而，当今世界最大、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权威刊物，却另有看法。比如，《时代周刊》所评选的2009年度人物是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伯南克在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中，处惊不乱，力挽狂澜，实在也是不虚此名。不过，伯克南是在战胜了另外四个入选最后一轮的竞争者之后当选的。这四个竞争者也都各有不凡。其中驻阿富汗美军总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奥运百米超人博尔特、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有媒体报道还包括今年的诺奖得主奥巴马总统），都是其他领域的人物。唯一和伯克南同属于经济领域的，则是我们中国人。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工人”。

    《时代周刊》的评语写得很清楚：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即维持8%的年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他们经常是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到沿海的城市工作……显然，所谓“中国工人”，实际上也包括农民，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

我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功臣，是中国的工人农民，而不是什么企业家、经济学家。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明白：在中国的目前经济成就中，既无世界一流的技术，也无世界一流的管理。中国的精英们，只能在中国呆着。比如，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一般出了国很难在大学任教；中国的高管，不可能到世界任何一个一流企业中当高管。但是，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的。他们到哪里都能当好工人。中国这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是靠他们作顶梁柱。中国没了哪个“一流”企业家或者经济学家，经济都不会受任何影响。但是，没有这些工人的奉献，经济顷刻就完蛋！这些话，在我的两本书《怎样做大国》和《仇富》中白纸黑字地写得清清楚楚。如今所不同的是，《时代》周刊呼应了我的一贯主张。

    这就给所有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地球另一面的《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看成是拯救世界经济数一数二的英雄，而在这些工人的祖国，他们竟被称为“都不算数”？为什么一把他们说成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臣，就被攻击为“民粹主义”，甚至“煽情”？

    所幸的是，《时代》周刊比起那几个在国外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找不到教职的“主流经济学家”要有权威得多。《时代》年度人物比起一年一度的诺奖（至少是和平奖）来也并不逊色。这次“中国工人”的荣誉，也应该令我们的社会反省：究竟是谁缔造了当今的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让那些大款、主流们无功受禄，还是要对“中国工人”论功行赏？市场经济，就是应该对那些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最大的回报。我们对“中国工人”的回报在哪里？如果这些拯救了世界的人居然连子女入学都难以保证，如果我们用高房价的门槛把他们作为低素质的人口卡在城市大门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