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探照灯】

    2011年12月18日，在深圳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上，龙应台女士讲述了香港和台湾城市变迁中的“一个半故事”：随着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香港的调景岭和台北的宝藏岩成为了战后老兵们的聚居地。而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之下，原本均为一片荒山的调景岭，最终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屋村”；而台北宝藏岩则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多年干预和努力下，从原本规划中的公园用地，转型为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化社区。

    在台北文化局局长任上直接推动宝藏岩保护规划的龙应台女士，坦承这一社区转型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并且还将遭遇到更多“新的问题”。但是她更在意的是，这一由社区居民、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等社会各阶层共同推动的社区转型案例，应该成为一个“因为有根，因此能够不断生长变化”的生命体。

    由此，龙应台引出了她自己多年观察、思考和实践后的一个观点：现代性的核心条件之一，就在于“公民有权解释自己”。正因为这一权利的存在，生活在宝藏岩的老兵们才能够不断推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学界”和“我们的建筑师”去关注、构思和推动某种历史记忆的保存规划，因为那是“我们的传统”。

    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历程，可能有着某种微妙的历史相似性：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城市的“人口爆炸”。香港和台湾是因为大半个世纪前的战乱，而大陆是因为近30年快速的城镇化。

    与欧美等经历了上百年时间成长起来的城市形态不同，中国大陆这些承受着“成长之痛”的年轻城市的管理者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思索过去和未来，只能在短时间内近乎疲于奔命地应付着当下无处不在的冲突与矛盾。

    但是就在近期的一系列观察与报道过程中，身为经济记者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一“野蛮生长”的城市化进程步入转型的迹象：沿海城市的人口增长比率渐趋稳定；“人口红利”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诸多社会矛盾浮出水面的同时，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也正在形成之中。

    正如许多社会观察与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从“上半场”转入“下半场”。在这一关键的转型阶段，单一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将逐渐被精细的多元化价值观所取代，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质疑、讨论与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提前经历着“下半场”转型的香港和台湾，应当可以提供更多的借鉴与经验。当记者就中国城市化转型的“下半场”向龙应台提问时，她沉思片刻，给出了一个有些出乎意料的回答。

    在她看来，在向“现代”转型的中国城市中，一方面政府和学界要学会放下“权力的傲慢”与“知识的傲慢”，学会更多地倾听人民的声音，因为“人民才是真正的业主”。

    “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要学会更加自信和权利的主张。”在她看来，作为需要“解释自己”的公民，如果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思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和需要是什么，“即使政府和学者愿意来倾听，你也不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也许，只有当社会公民成熟到足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与需要时，具备生命力的“公民建筑”才能在这片土地上丰茂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