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在贵州省政法工作会议上，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强调，不能运用警力参与征地拆迁等工作，只有在出现群殴、械斗等严重冲突时，才应警力介入、及时平息。同时，他提出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做到三个“慎用”，即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栗战书的这一公开表态，让人们在一片紧张而狂热的强拆氛围中，看到了一种理性的政府姿态。

　　从去年5月份开始，就有关于警力不得参与拆迁活动的消息。7月份，甘肃省即严令禁止在强制征地拆迁活动中随意动用警力，因滥用警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而就在贵州省委书记提出三个“慎用”的同时，湖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也相继明确提出，严禁公安机关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并坚持慎用警力的原则。从这些信息的关联性来看，公安机关退出拆迁活动，很可能在今后成为一种常态。

　　强调公安机关不得介入征地拆迁等活动，用意在于恢复征地拆迁作为普通民事活动的正常形态，即其矛盾要通过协商得到解决，相关各方的利益调整要在公平和公正的前提下进行。警察作为一种暴力机器和强制力量，一旦介入拆迁等经济活动，就会明显导致各方力量的不对等，拆迁者因为有了撑腰的而变得肆无忌惮，被拆迁者则可能因遭弹压而破罐破摔。拆迁工地上，警力的出现不但难以平息原本紧张的事态，反而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

　　但严禁警力参与征地拆迁活动的更深用意，还在于敦促地方政府保持在经济活动中的中立姿态。地方政府并不必然与征地拆迁活动有关，但在现实中，政府工作人员乃至领导干部往往活跃在拆迁工地上，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多警种的“大力配合”。当警力变成领导的“家丁”，公安机关成为地方政府和拆迁机构的议价砝码时，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的对立也就无可避免，社会公正也必然会出现倾斜，民众的合法利益也很难得到保障。从宜黄自焚等案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果地方政府在拆迁活动中继续泥足深陷，如果公安机关在非警务活动中不能做到相对“超然”，整个社会都将面临某种考验。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必须努力加以避免的。

　　慎用警力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善用警力则是平安社会的可靠保证。公安机关不参与拆迁活动，并不意味着警察对拆迁活动中的危险因素视而不见。不难观察到的现实是，由于基本规则的缺席和法律的暂时空白，征地拆迁活动往往伴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暴力倾向，拆迁机构雇佣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案例时有所闻，被拆迁者做绝望抗争的场面也经常进入公众视线。在贵州某地，就曾出现过这种极端的情况，数十名不明身份人员采取暴力手段强行破拆民居，被拆迁户则以40多瓶液化气罐堵路要说法。幸亏当地公安机关及时采取措施，一场潜在的社会风险才得以平息。类似事件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公安机关既要置身于拆迁活动之外，又要密切关注拆迁活动中的非法行为和暴力倾向，对拆迁活动中的犯罪行为要及时予以打击，尤其要加大拆迁活动中侵犯财产和人身伤害等案件的侦破力度。唯其如此，才能让愈演愈烈的暴力拆迁逐渐恢复理性。

　　让警力“淡出”征地拆迁活动，是政府和社会走出拆迁困局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要想让拆迁乱象得到根本好转，还必须做出更重大的调整。地方发展对征地和拆迁的过度依赖已经暴露出严重的负面效应，“征收条例”的久拖不决已经让不同的利益主体都丧失了方向感。城镇化进程仍在加速，地方政府的土地饥渴仍难遏制，民众的维权资源似已告罄。一部有关征地拆迁的良法，其实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期盼。（记者 蔡方华）